七月的倫敦，我以二十萬步丈量這座城市的維度。從Richmond Park的鹿群到Hampstead Heath的Parliament Hill，從Keats House的薔薇到Terrace Garden的隱秘台階，再往Stoke Newington的書店，距離的變換讓我窺見倫敦的萬千面相。漫步間，忽然想起日本作家南口俊樹的《香港旅步記》。那年在大館Art Book Fair偶遇這位執著的記錄者，他告訴我自2013年起已訪港十八九次。當時書尚未譯成中文，我便買下日文版，靠著翻譯app讀得津津有味。書中那些走訪香港十八區的見聞，那些本土人情帶給他的切身感受，此刻在倫敦的夏日裏格外鮮明。

　　回到香港寓所，我翻閱書架上那些外籍作者筆下的香港。Paul Theroux的《Kowloon Tong: A Novel of Hong Kong》靜靜躺在最顯眼處。這部1997年出版的小說，透過英國紡織廠主Bunt的視角，描繪回歸前夕香港的文化焦慮。當神秘中國商人提出收購其家族企業時，殖民者的優越感與權力轉移的現實形成辛辣諷刺。Theroux捕捉到那個特殊時刻的集體心理——歷史轉折處的人性掙扎總是格外赤裸。

　　Jan Morris的《Hong Kong》則展現出另一種凝視。這位傳奇作家曾隨登山隊見證人類首登聖母峰，中年變性後以旅行文學重塑城市書寫。她筆下的香港是「由約235個岩礁與島嶼組成的群島，九龍群山如城壘般守護著這片海域。」Morris的文字有種帝國餘暉般的詩意，她寫霧散時翡翠般的海色，寫150年前香港初入世界史冊的模樣。作為「最懂帝國的作家」她的香港敘事既是對殖民時代的告別，也是對這座城市的致敬。

　　Martin Booth的《Gweilo, Memories of a Hong Kong Childhood》帶來更私密的在地視角。這部回憶錄記錄1950年代的香港，空氣中混合著「木柴煙、線香、煮米飯和人類排泄物」的氣味。Booth童年時闖入九龍寨城的冒險讀來驚心動魄——那些密密麻麻的棚屋間，突然出現的廟宇藍煙，暗示消失的街道。遠處九龍灣的貨輪，如時代的註腳般停泊在檢疫浮筒旁。

　　書架上還有韓素音（Han Suyin）的《A Many-Splendored Thing》。這位歐亞混血作家將1949年的香港描繪成「難民營」與「暴發之城」的奇異混合。她寫銀行家與寮屋居民共存的都市圖景，寫人們「比世上任何地方都更清楚自身不過是暫留」的漂泊感。當荷里活將這部小說改編為電影《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時，實景拍攝的鏡頭意外保存了當年香港的樸素面貌，成為珍貴的城市檔案。

　　合上書本，我城暮色已深。這些異鄉人的文字如多稜鏡，折射出香港的不同面相。從殖民者的焦慮到難民的無助，從帝國的懷舊到個人的成長記憶，每本書都是一個獨特的時空膠囊。張愛玲筆下《傾城之戀》的香港，與這些外籍作者眼中的香港相互映照，共同編織出這座城市的複雜敘事。

　　無論行走在倫敦或香港的夏夜裏，我突然明白，城市的意義正在於它容納了如此多的目光與故事。無論是南口俊樹步量十八區的細緻觀察，還是這些作家筆下的歷史瞬間，都在提醒我們：真正的城市永遠比任何單一敘事更為豐富。那些被不同語言記錄下來的香港點滴，終將成為理解這座城市的珍貴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