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總裁之際，討論她的政治前途如何命薄如紙，是一種鴕鳥行為。因為，高市的勝選事實上反映了日本政壇至民間，由右向極右進軍的主流意識。就算她不久後從東京首相官邸的「旋轉門」黯然離開，其繼任者恐怕也難脫其右。

　　高市當選後，甚至是遠在港台的一些極右翼人士，也在社交媒體上歡呼。他們為麻生太郎安上造王者的光環，同時為高市過往的對華鷹派立場搖旗吶喊。這位早年據說曾經是「電單車黨」的安倍派「女闖將」，不僅曾公然表示日本自「九一八事變」後的所有戰爭「都是出於自衛」，而且還特意選擇了在今年的9月18日，在國會宣布參加自民黨黨魁選舉。

高市「九一八」宣布參選

高市認為日本在九一八後的對外戰爭皆屬自衛；左為日軍攻佔八達嶺。

　　也正是在這一天，瀋陽市敲響了14下警鐘，象徵著中國人民長達14個春秋、傷亡3500萬同胞的浴血抗戰。瀋陽市的警鐘和全國各地響起的警報，與高市在東京舉行的競選誓師，隔空交匯出中日兩國間岌岌可危的未來——從現在起，中日兩國的政治上層建築在一種匪夷所思的情況下達成了共識——「九一八」成了雙方都需要牢記的日子。

　　此前，「九一八」本來是日本自民黨歷任首相，以及右翼史學家們刻意迴避的日期。自80年前戰敗投降以來，他們更傾向以一種沉默的方式，用「跨世紀」的漫長時間，來消耗和清洗世人的戰爭回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甚至把「九一八事變」，描述成關東軍一次自把自為的、魯莽的「下剋上」行為。

　　按照這套邏輯，「九一八」發生後，東京的天皇和內閣大臣們，是在一種被動處境下，勉為其難地接受了東三省被日軍「進入」的即定事實。接下來，他們不僅勉為其難地全面侵吞了東三省土地及資源、殺害中國抗聯軍民，還「被動」地調撥資金和大批生化專家赴東北，組建了進行各種人類活體實驗的「731部隊」。

　　自民黨前輩的這種「被動進入論」，在清洗歷史的巨大工程中，其實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正如美國現任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在今年3月上任不久，就在硫磺島主持了一場引發爭議的「美日戰死者悼念儀式」，宣稱要「牢記美日雙方士兵的勇敢精神」，因為這種精神「在美日盟友關係中永垂不朽」。

　　與此同時，英國和澳洲的當代政治領袖們，也忘記了日軍虐待兩國戰俘的往事，改為在美國的主導下，與日本展開軍事及軍工技術合作，以便維持其所謂的全球戰略領導地位，而菲律賓也忘掉了被殖民侵略的歷史，正在努力爭取日本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然而，一旦自民黨此前的「被動進入論」，被高市的「九一八自衛論」取代，這套話術的邏輯也就會隨之被顛覆。

極右「自衛論」取代「被動進入論」

瀋陽舉行勿忘九一八敲鐘儀式（互聯網）

　　對於中國民眾來說，高市的「九一八自衛論」顯然具有兩層含意：一是她其實默認了日本在「九一八」之前發動的海外戰爭，是「侵略」，而不是出於「自衛」。雖然高市用「九一八」來劃分日本對外戰爭的分水嶺，很可能是避免觸怒美國在亞洲的另一個盟邦韓國，但這條線同時也把1894年的甲午戰爭，劃成了日本的對外侵略，從而判定了《馬關條約》的非法性質。

　　二是她等同於承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及1937年對華發動全面入侵，並不是如她的右翼前輩們所說，是在軍方的「下剋上」等一連串「不得已」混亂情況中發生，而是出於「自衛」需要的有預謀軍事行動。在這場有預謀的「自衛」戰爭中，大日本帝國皇軍於1937年8月23日攻佔了長城八達嶺、居庸關，並於該年年底製造了「南京大屠殺」。

　　換言之，如果日本的所謂「自衛」，是要攻克長城、對當時的中國首都實施大屠殺，並強迫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那麼這種「自衛」就是建基在中國「亡國亡種」的預設之上。高市之流無法自圓其邪惡，自然就會選擇否認事實，以便她可以接下來理直氣壯地說，日本戰後出身一代根本不需要為此反省。

　　那麼筆者須指出，本文所用日軍在長城高呼勝利口號的照片，出自日本1938年出版的《支那事變與皇軍無敵》圖集。正如電影《南京照相館》所描述的日軍攝影師，當他們拍攝帝國皇軍在「支那」的高歌猛進，和百人斬大賽時，怎會料到有一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會對南京大屠殺及其戰犯作出宣判？

　　如果高市順利當選首相，她在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的同時，也是首位公開為日本在「九一八」後發動侵華戰爭「正名」的日揆。從這個角度來說，她帶給中日關係的「刺激作用」也將是劃時代的，因為中日兩國間尚能「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最後一線機會，恐怕就會扼殺在她的手中。

中國理性的戰略安全考量

岸田文雄（中）、石破茂（右）皆未能提振國民經濟，接班人高市（左）會否加速自民黨衰落？（美聯社）

　　高市此前對華發表的種種挑釁性行為和言論，亦因此是魯莽及危及日本自身的。她顯然未能理解歷史是具有延續性的，日軍鐵蹄蹂躪長城的照片，對於中國當年同胞的14億後人，意味著必然不計代價，防止日本打出任何旗號，再對華發動一次類似的、所謂的「自衛」戰爭。這與民族主義無關，而是涉及中國自身的理性的戰略安全考量。

　　當高市喊出「九一八自衛論」，以及在「九一八」當天參選時，她實際上點燃了一條燒向自己的導火線。在此之前，北京對於日本自民黨政權積極推進對華圍堵圈，尚處於盡可能維繫東亞和平的忍讓狀態。設想高市把中日關係逼到退無可退的角落，而北京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宣布日本在中國周邊的外交及軍事活動，已給予中國足夠理據採取「自衛」行動，屆時陷入恐慌的將會是東京。

　　因此，高市在登上日本權力顛峰之際，急需為自己的激進、亢奮，被外間視為「對華宣戰」的政治言論和行為降溫。高市必須意識到推高中日矛盾，並不能解決日本的國債高築、人口老化、工業萎縮和勞工實質薪資下降。如果高市對此束手無策，她的上台非但不會帶來自民黨的中興，反而預示著該黨的加速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