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宫記者宴會槍擊看美國暴力的上樑效應

　　美國時間4月25日晚在白宮記者協會晚宴會場外，衝著特朗普及其內閣官員而來的8響槍聲，像是把一個早已發酵的社會情緒，強行攤開到聚光燈下：恐懼、憤怒、陰謀論與自我合理化，瞬間變成可見的暴力行為。這類政治暗殺在美國愈見頻繁和自圓其說，不禁令人聯想到特朗普一上任即走向外交政策軍事化，這和國內暴力思想升級是否有關聯，以及美國是否正走向「慢性內戰」，實在是政治學、社會學及安全研究領域中一個複雜且備受討論的議題。

衝著特朗普團隊而來槍聲，把早已發酵的社會情緒變為可視化的暴力事件，這類政治暗殺在美國愈見頻繁。(AP)

　　我們有句老話，上樑不正下樑歪。原本美國已經有著結構性的暴力文化，管冶者把槍枝合法化本身就是鼓吹讓武器說話，其背後邏輯和美國要維持霸權不無關係，這可從美國的外交政策可窺一二。大家都知道，二戰後對外進行軍事介入最多的國家非美國莫屬，據統計超過200場，這種外交政策軍事化的原因，就是要維持美國在世界的主導權，並以此鞏固美元的地位。因此軍事和美元的互相維護就是美國霸權的基石，可是，這同時又會對國內社會產生深刻的心理和文化影響。

　　到了特朗普，諷刺的是，雖然他經常強調他是和平總統，但他自去年上任以來，卻比過去任何總統更能將軍事手段作為外交政策的首選（而非最後手段）。綁架委內瑞拉一國總統已經夠粗暴又戲劇化了，想不到接著竟然把伊朗40多個核心領導人包括精神領袖老哈梅內伊，全部斬首，可說是史無前例，令全球震驚，跟著還表示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時代，甚至消滅波斯3000年文明，這是怎麼樣充滿去人化的仇恨語言？！

特朗普經常強調他是和平總統，但他自去年上任以來，已多次將軍事手段作為外交政策的首選。(AP)

　　那就更不用說美國一直支持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和內塔尼亞胡分享著同一套語言，企圖模糊正義與不義戰爭的分野。相比之下，特朗普說要拿下古巴，奪取格陵蘭，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第51個州，已算小事了。他的語言的確充滿仇恨和攻擊性，內外到處都存在著敵人。事實上，美國頻繁的對外軍事行動，展示出「強權即公理」、「暴力是解決衝突的有效工具」的理念，並內化於公共話語中，暴力便很容易便被重塑為一種榮耀、力量或必要的保護手段，而非政治失敗的標誌。

　　有趣的是，特朗普2.0索性把國防部更改為戰爭部，還把戰爭說成不可或缺，不然又怎可迎來和平？換言之，戰爭即和平。如是者，暴力就這樣逐漸被正常化，而且成為回力鏢，回饋至國內政治。當外交上的暴力文化回流至國內，社會一步一步出現軍事化，在特朗普任期尤為明顯。當1997年美國國防部推出1033計畫，把剩餘的軍用裝備轉移至地方警察部門，這本已模糊了軍事和警務的界限，增加了對內強硬鎮壓的潛在可能。可是，特朗普2.0即強化美國後民及海關執法部（ICE），該部門在執行特朗普反移民政策時所採用的過度武力，已惹來社會極大的爭議，和加劇了社會分裂現象。

　　從政治領袖到主流媒體，常見的模式是：先把社會分裂成不可調和的陣營，接著用高度情緒化的語言，讓聽眾覺得自己正在「自衛」、正在「被逼到牆角」，最後才讓暴力看起來像是某種必然的回應。當一個社會長期被訓練去相信「對方是威脅，是邪惡，是必須被阻止的敵人」，那麼暴力就更容易變成「解決方案」。因為在這種敘事裡，你不必先理解問題，也不必先承擔後果；你只需要找到一個對象，再以國家、大眾，甚至是個人安全的名義出發便可合理化相關的暴力行為。

　　試想想，若讓暴力行動給披上更高層次的外衣：把暴力說成神聖使命、把殺傷說成迫不得已、把受害者身份說成「被逼到極限」。這種敘事的目的，便可令施暴者在心理上完成自我洗白——因為只要行為被定義為使命，就不需要承認罪惡。

　　如果統治階層的敘事也在做類似的事——只是用不同語言包裝敵我、把某種價值宣稱為必須被守護——兩者就能在文化層面互相呼應。於是社會的暴力思想並非零散存在，而像一條看不見的管線：從政治語言走到社群回音，最後通向行動，而這種上樑效應不可乏視。

以合理化暴力作為解決方案，特朗普的暴力語言和槍手科爾.艾倫宣言表達的理念赫然相似。圖為科爾.艾倫強闖白宮記者晚宴被制服在地。(互聯網)

　　再看白宮記者宴會槍手科爾.艾倫的宣言，不是和特朗普的暴力語言差不多嗎？艾倫說：「如果絕對必要的話，我仍然會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去達到目標（因為大多數人選擇來聽一個戀童癖、強姦犯和叛徒的演講，因此他們都是同謀），但我真心希望不會走到那一步.......想到本屆政府所做的一切，我就怒不可遏」。

　　回想特朗普強行綁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又或向伊朗宣戰時說了甚麼，他們不是很相似嗎？營造「我們對抗他們」的敘事。 軍事化外交通常需要一個具體的敵方，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很容易在國內被轉化為「愛國者與叛徒」或「我們與內部敵人」的對立，從而合理化暴力作為解決方案，以及為暴力提供滋生的土壤。

　　如何重建理性溝通、回歸法治（包括國際法）以取代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修復公共對話空間，無論對國際秩序和對內部社會都是如此的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