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與日本金融才俊暢談文學的好時光

　　基於中日關係空前惡化，就算是回憶英倫往事，也不斷浮現出當時和日本友人的往來。

 

　　我的家史其實也有中日關係的縮影--早在1920年代，我的太公在北大和復旦求學時期，因為參加左派運動而被通緝。當時正處於「寧可殺錯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白色恐怖年代，他和一位女同學逃到了日本--這位女同學當然就是我的太婆，據說她還是美人魚故事的第一位中文版本譯者。

 

　　兩人逃往日本的原因也令人匪夷所思--太公在復旦時期師從陳望道，參與了早期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哲學及神話的中文版翻譯和介紹工作。當時他主要是從日文翻譯成中文，且覺得有些日文版譯文可能不準確，於是書呆子勁發作，想借被通緝的「機會」，到日本學習日俄雙語翻譯，查找問題的來龍去脈。

 

一個世紀的家族輪迴

 

　　我本來不知道這些事，後來和叔公提起--年輕時我曾想到日本去住一段時間，學習日文和日本的社會學著作。原因是我覺得日本人對社會學的一些翻譯可能有誤，因此理解也錯之毫釐，差之千里，例如把「modern」翻譯成「現代」，把「democracy」翻譯成「民主」。

 

　　我叔公聽罷瞪大眼睛望著我，似乎看見了一場輪迴，說：「你太公太婆年輕時做過同樣的事！」我這兩位當時才廿多歲的老祖宗，於1930年底逃到神戶，準備報考早稻田大學。他們日子過得很苦，在天寒地凍的冬天吃梅子拌飯，用冷水洗澡。

 

　　儘管如此兩人也沒能在日本久留，因為次年爆發了「九一八事件」，也就是高市早苗等日本極右翼所稱，日本出於「自衛」發動的「入侵」東三省戰爭。太婆生前回憶說，當時他們在街上被日本人辱罵為「支那人」，出於民族尊嚴，已經不適合繼續留在當地。

 

　　不久後兩人轉往南洋，開始了為抗日戰爭籌措經費的15年生涯，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那年，太公因為從事左翼活動而遭軍統特務暗殺。到我這第四代，成長過程中確實已經沒有受過仇日教育--當時兩岸對日本都採取「以德報怨」的政策，民間亦普遍認為日本侵華戰爭是由軍國主義者發動，日本平民百姓也是受害者。

 

　　但我早年並沒有如願前往日本留學，反而陰差陽錯去了英國。在倫敦，和旅居當地日本人更多的是文化交流和建立友誼。記得有一次在星期五下班後，和金融城的幾位朋友相約在酒吧一聚。我當時手中拿了一本英譯版的川端康成小說集，正好酒友中有位朋友的朋友是日本人，他看見後雙眼發光，問我閱後感覺還好嗎？

 

　　我搖搖頭，坦白告訴他「味如嚼蠟」。對方露出日本人特有的，頗為誇張的驚訝表情：「為什麼？！」於是我翻開《伊豆的舞孃》第一段，在這段描述天城山雨勢的譯文中，山是山，雨是雨，各不相干，看不見那位高中生穿過隧道，生怕追不上少女舞孃的忐忑心情。

 

　　他看著內文連連點頭說：「真的，真的，確實是這樣。」因為畢竟是周五晚的聚眾酒會，談話需要點到即止。我對他粗略提了一句，中譯版就能很準確帶出原著的情緒，然後大家就舉杯為樂，歡度周末。

 

　　在倫敦，大部分時間社交活動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無論和誰把酒言歡，也都要懂得適可而止。我覺得這是英、日兩國共有的文化特質--不給別人製造麻煩的真正底蘊，是別給自己添加麻煩。

 

　　沒想到當晚就要散伙之時，那位日本朋友卻特別問我：「不知還能不能再有機會和你談文學呢？」我說：「可以啊！」對方接著問：「不知明天下午行嗎？」

 

和日本金融才俊相約在倫敦塔橋(左)談《伊豆舞孃》，右圖為同名電影劇照。（互聯網）

 

在倫敦塔橋討論天城山的雨

 

　　次日下午，我們在倫敦塔橋後面，一個依小港灣而建的英格蘭風格酒吧又見面了。對方當時至少比我年齡大一圈，是某大行的經濟分析師，可以說是日本泡沫經濟時代名符其實的「地球村」金融才俊。

 

　　就算是周六下午見面，他也是一身精心挑選的洋服，外帶一件米色風褸，形象似極小泉進次郎他爹 -- 小泉純一郎。我當時還有個印象，就是身後一名健壯的意大利男人，在那麼冷的冬天居然只穿了一件白色T，悠閒地享用著Pizza，他咀嚼的橄欖和身上古龍水的香味不斷傳過來。

 

　　我們點了啤酒，日本朋友興致勃勃地問我：「能不能繼續講中譯本《伊豆的舞孃》？」於是我們望著倫敦塔橋，從這篇小說一直聊到我最喜歡的川端遊記《南伊豆紀行》。我的看法是，中日之間在文化方面很容易相互理解，因為我們的美學都是建基於文字之美。

 

　　我舉了一個自己觀察得來的例子，例如川端康成在《雪國》中描述了一段火車在雪原穿行的文字。日本後來很多電影和攝影作品，就是在不斷復刻這段文字的美，甚至是想表現出類似川端的，具有現代色彩的「新感覺」筆觸。

 

　　此時的日本朋友已經由金融才俊，回歸到深度川端迷的本色。當我們終於決定結束當天的談話時，他開心地長舒一口氣說：「想不到，想不到，在倫敦能夠進行這麼精彩的日本文學對談。」一句題外話，其實我在金融城遇到的很多銀行家，都是深度文學迷，而不是購物迷，沒有閱讀水平很難同桌。

 

與日本女作家談川端惹禍

 

　　但事情還沒有結束。就在半個月後，我應邀參加英國外交部的聖誕晚會，遇上了一位真正的日本文化人。我入場後碰到一位相熟的英國外交官，他連忙給我介紹這位在日本炙手可熱的女作家，說她正旅居倫敦，專心為新作殺青。那位女士隨即也興奮地問起我，是否對文學感興趣？

 

　　我聽罷信心滿滿，就跟她說：「我不久前才和一位日本銀行家談過川端康成的作品。」怎料女士聽罷突然臉色大變，像是我幹了天大的壞事般，厲聲道：「No！No！No！」正當我和外交官不知所措之時，她又連聲說：「It's lie！It's lie！It's lie！」

 

　　女作家開始用不流暢的英文數落川端：「日本不是這樣的！他寫的都是謊言！都是男人的謊言！是一場騙局！」我和同是男人的外交官驚魂未定，互打眼色：「快，借尿遁！」

 

　　在英國我還和其他日本人有往來，也經常去日本餐廳，上述只是兩個事例。其實各個國家都充斥形形色色的好人和壞人，但大部分人只是想實現自己於人無害的理想，過自己卑微的生活。在高市重提「台灣有事」的時代，尤為懷念當年和日本金融才俊暢談文學的時光，而且現在我也開始理解那位女作家的歇斯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