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的文化和歷史涵義

　　香港立法會兩個年輕的候任議員，在宣誓就職時以「支那」稱呼「中國」，也許意圖表態「反叛」，本來未可厚非，可惜這兩人的文化素養不足，歷史知識欠奉，有些詞是禁忌，碰不得的，有如火藥庫，一旦點燃就燒起熊熊怒火，很難熄滅。假如有點政治智慧，早點道歉或可如財經術語所說的「止蝕」，否則這個議員一職就很難當下去。

　　從文化上看，「支那」一詞本身並無貶義。它最早出現在漢譯的印度佛經裏面。《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裏說：「王又問曰：『師從支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

　　另外，唐朝僧人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世稱《慧琳音義》），注釋佛典的讀音與解義較難的字，其中提到：「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為思惟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計作，故以為名。」

　　可見「支那」一詞是從梵文Cina音譯而來，而梵文Cina，或從漢字「秦」而來。更有認為是源於「晉」，因為晉國比之秦國，更加靠近北方胡人，與胡人的交往更為密切。而且除了音譯「支那」外，更有真丹、真旦、振旦、震旦、神丹等譯法。

　　古時的印度人稱中國為 cina，但古羅馬則稱中國為Sinoa （見《舊約全書》），後來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據說均來自這個語源。現在英語中Chino或Sino的詞頭代表中國，例如Sino- Japanese War表示「中日戰爭」，Sinology的意思是「漢學」。

　　「支那」一詞在日本流行起來是明治維新以後的事。那時中國的正式國號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清戰爭」，把義和團事變稱為「北清事變」。而當時反清的革命志士，因有日本暗中支援，都樂於自稱是「支那人」。1902年，國學大師章太炎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指明朝亡於清朝那一年)；1904年，號稱中國「憲政之父」的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即使是立憲派的梁啟超，曾用「支那少年」 為筆名，而康有為次女康同璧也在詩中稱「我是支那第一人」，並得毛澤東讚賞。在清末民初，「支那」一詞非但沒有貶義，且是一種潮流和時尚。

　　但根據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在其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提到，語言是所指和能指的結合。而能指所代表的音聲形象或者符號往往是任意性的，具有一種不可論證的特點。因此隨著時間的演進和社會力量，一個本無感情色彩的符號可能就會富有某種特殊的含義。

　　像「支那」一詞正是這樣。在抗日戰爭期間，日本稱呼中國為「支那」，讓「支那」附加了貧窮、愚昧、病夫等負面意象，使「支那」成為種族歧視語。194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政府向全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後「支那」這個詞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消失，可說是日本官方正式承認這個詞具有侮辱性含義的標記性事件。

　　孟子說：「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今日口呼「支那」的議員，等於附和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和殺戮，試問如何還有面目在議會為香港市民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