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助陣新工黨1997年大選，揭英美關係無國界

 　　1997年3月至5月間，英國打響了自1918年來最為漫長的選戰。其實我早在競選之前，就已經和新工黨(New Labour)的競選團隊展開了接觸，現場直擊了該黨總部和一些議員的競選活動。正是在這些場合，我首次在現實意義上理解到了「英美特殊關係」是如何運作的。

　　例如在一場競選活動結束後的派對上，有位和我年紀相若的年輕人主動和我攀談起來。我一聽他的口音，怎麼像是美國人？我介紹自己是來自香港的記者。而他則毫不掩飾地說，自己是美國民主黨政治幕僚，專程來協助工黨競選。

貝理雅夫婦在贏得1997年5月大選後，隨即訪問美國與克林頓夫婦會晤（資料圖片）

與美國民主黨幕僚談中國

　　我聽罷感到很詫異，因為根據我當年對國際政治的天真理解，一個國家的政黨在參與競選時，不應該接受外國政治力量的協助。但我看這位同齡人若無其事地說出他來英國的政治活動，顯然說明在英國的大選中出現美國助選團，是件司空見慣的事。

　　舉行派對的地點位於倫敦牛津街，就在保守黨總部附近。既然民主黨代表團來了倫敦，那麼美國共和黨代表團或許也就在附近，為保守黨出謀劃策。當然，此時保守黨氣數已盡，很難起死回生，而在大西洋彼岸，民主黨的新生代領袖克林頓已經出任總統兩年，正等著新工黨黨魁、同樣是年輕有為的貝理雅進駐唐寧街。

　　來自民主黨的青年謀士聽說我是香港記者，就自稱在大學時期是修讀中國研究的，和我談起中國問題來。不過，他每次提到中國，都必定加上「共產」兩字，使得他更像是參與普通的政黨宣傳，而不是甚麼中國問題專家。

　　於是我給他拋出一個問題 -- 為甚麼美國的學術界對中國那麼瞭解，甚至是對中國成就的評估，比當時中國內部的一些聲音還要積極和正面，但美國政治圈子對中國的態度卻截然相反？

　　我給他舉例說，我也寫過關於中共管理模式的論文，引用過Harry Harding的「延安道路」等很多美國學者論述。更不要說，當時還流行Maurice Meisner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這本書透過計算工業產值，發現1949年後中國國力一直快速增長，並將繼續維持這一趨勢。

　　從當前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工業國家的事實來說，Meisner的預測顯然是準確的。對方接不上嘴，最後有點尷尬地說：「這就是學術和政治的分別。」聽完這席話，我確信他沒有修讀過中國研究，而他也確信我不會跟他討論「中國灰濾鏡」，彼此話不投機就借過了。

克林頓和貝理雅建立默契

　　但是，民主黨人現身倫敦的新工黨競選活動，仍然對我產生了兩點啟示：一是從短期而言，新工黨一旦執政，將在對華政策上與美國民主黨克林頓政府建立默契，雙方即使不是並駕齊驅，也不會南轅北轍。

　　當時，無論是克林頓和貝理雅都主張推動全球化，促進國際間商貿合作，把中國拉到美英主導的全球金字塔秩序內。因此可以推斷，中英關係將隨中美關係走向和緩與合作，中英之間圍繞香港交接即使出現新的風波，也不會跳脫到這個大趨勢之外。

　　二是從長遠來看，我對西方政治的國界和地緣概念有了新認識。美國與歐洲國家的政治關係高度鏈接，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國家和主權界線。以英美特殊關係為例，英國的政治動向實際上是取決於共和黨/保守黨，以及民主黨/工黨兩大意識型態陣營間的聯線博弈。此外，兩國間的情報、軍事等深層政府機構和人士，以及跨國企業資本，也在各個層面存在千絲萬縷的合作關係。

　　所以時至今日，對於有關歐美之間可能因關稅戰等利益衝突而「翻臉」的預期，我是抱有懷疑的。特朗普目前對歐洲一些國家和加拿大具有深敵意，雖然嘴上說的原因是「美國吃虧了」，但更為真實的原因，是他認定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執政者是民主黨的盟友。

　　與此相反，歐洲、加拿大國家的領導人無論有多討厭特朗普，也不會和美國真的翻臉，因為他們在美國也有很多「自己友」，難分敵我，只好耐心忍受特朗普在位的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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