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者掌舵紐約，美式民主還撐得住嗎？

　　美國民主黨上周在弗吉尼亞、新澤西和紐約市取得地方選舉勝利，尤其是90後左翼政治新星曼達尼(Zohran Mamdani)當選紐約市長，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被美國媒體形容為「世界金融中心迎來社會主義者掌舵」。

 

　　共和黨人和保守派輿論在此次競選中，把曼達尼標籤為「極左」。但事實上，他無非也是透過美國選舉制度爬上政治舞台，所提出的凍結房租、提供免費巴士和幼稚園服務、向富人加稅等政策，最多也是向歐洲福利國家看齊，遠遠談不上客觀意義上的「極左」。

 

從「極右」特朗普到「極左」曼達尼

 

　　雖然曼達尼的「極左」標籤，再一次反映出當前美國敵對政黨間亂扣帽子的現象，不過話說回來，它也確實反映了美國選舉政治的大趨勢－－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發生了內部洗牌。兩黨建制派遭到選民唾棄，都面臨「大浪淘沙」的命運。

 

在美國政治光譜中「極右」的特朗普和「極左」的曼達尼，相繼走上政治前台。

 

　　政治觀點較為激進、立場壁壘分明的政治新星，相繼走上前台。繼立場保守，甚至被視為極右翼的特朗普上台之後，曼達尼又在紐約脫穎而出，從美國相對於歐洲較為右傾的政治光譜來看，後者確實可以被視為「美式民主制度下的極左」。

 

　　美國兩大主流政黨的內部變革，其實是由共和黨首先開啟的。該黨的民粹和少壯派在2009年發起了新茶黨運動，主張推出更為旗幟鮮明的保守政綱，來抵制時任民主黨總統奧巴馬。這一運動後來被更大規模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取代，並造就了政治素人特朗普的崛起。

 

　　民主黨方面的內部更新則較為緩慢，該黨直至2016年總統選舉時，內部分裂才浮上水面。在該次選舉的初選階段，民主黨建制力量聯手打壓左翼政治領袖、進步派參議員桑德斯，以確保前國務卿希拉里出線，爭當美國首位女總統。

 

　　希拉里如願贏得民主黨初選，與初出茅廬的共和黨素人特朗普打對台。她滿以為自己勝券在握，怎料民主黨建制派打壓桑德斯的行為，激起了該黨進步派及年輕選民的強烈不滿，他們在總統選舉中棄權，甚至倒戈，而導致了希拉里的大熱倒灶，為特朗普時代拉開序幕。

 

曼達尼對民主黨是雙刃劍

 

　　基於這個背景，雖然民主黨獲得了地方選舉勝利，但曼達尼當選紐約市長卻是把雙刃劍：他固然給民主黨人帶來了希望，若進一步贏得明年中期選舉，就有可能在國會層層設防，讓特朗普政令出不了白宮。然而，他的出現也可能令民主黨走向分裂。

 

佩洛西（右）與侄兒紐森（左三）同台（美聯社）

 

　　就在民主黨贏得地方選舉之際，該黨建制派元老、美國首位國會女議長佩洛西宣布退出政治舞台，是該黨內部政治面貌改變的先兆。值得關注的是，佩洛西的侄兒、加州州長紐森已經公開表態參加2028年總統選舉競逐。紐森是目前民主黨內最具實力挑戰特朗普的人選，據指他的其中一個優勢，就是可以透過「白人精英」形象，吸引一部分對特朗普感到幻滅的MAGA選民支持。

 

　　曼達尼既是印度裔，又是穆斯林，他不是在美國出世，不能參選總統，但若其在拉近貧富懸殊及族群多元化方面的政策過於激進，就有可能拖累紐森的選情。與此同時，共和黨人肯定也會槍打出頭鳥，拿曼達尼的「極左」標籤做文章。特朗普據悉將在當地時間周三（12日），邀請一批華爾街大佬赴白宮晚宴。

 

　　特朗普此時項莊舞劍，預示曼達尼的紐約市長之職荊棘滿途。但這些問題說來說去，也只能說是共和、民主兩黨間的黨爭和政治利益分配問題。一個更應討論的議題，是紐約這個「世界金融中心迎來社會主義者掌舵」，對美國民主制度和文化會產生何種深遠的影響？

 

　　這個問題，不禁令筆者聯想到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1960年代撰寫的巨著《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當時美國正逐步捲入越戰，國內民意高度分化，而這本書討論的核心命題，正是關於西方民主制度的穩定與可持續性。

 

　　李普塞特在書中提出了兩大指標：一是經濟發展與財富水平，簡言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愈高，其維持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就愈大；二是民主制度既需要施政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又需要政治上的「認受性(Political Legitimacy)」。

 

　　雖然此書已面世大半個世紀，但後世評論認為它仍能夠為當前美國政治的健康狀況，提供一套歷久彌新的「診斷工具」。當我們用《政治人》的視角，來觀察從特朗普崛起，到國會山暴亂，再到曼達尼插旗紐約等一連串政治事件，就會看到一幅民主可持續性正遭受嚴峻考驗的警示圖。

 

經濟繁榮的支柱嚴重動搖

 

　　首先，美國經濟繁榮的支柱已經嚴重動搖。李普塞特認為，一個繁榮的社會能培養公民的滿足感、寬容度與對制度的信任，從而成為支撐民主的基石。今日美國的現實卻是，儘管美元霸權在美國政治、軍事護航下，仍能不時創造亮眼的宏觀經濟數據，但當中產階級停滯、製造業萎縮、貧富差距日益嚴峻，會使得「美國夢」失去光環。李普塞特所強調的勞工階層參與選舉政治的水平尤應引起注意，因為在AI取代傳統勞動力、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的時代背景下，美國的勞工階層正選擇民粹政客來推動變革，務求這個制度用最快的速度來回應其訴求。

 

《政治人》及作者李普塞特（互聯網）

 

　　這也是「極右」的特朗普，和被視為「極左」的曼達尼，先後被選上政治前台的時代背景。美國政治光譜向左、右兩極靠攏，說明當經濟發展這根支柱動搖時，民主所依賴的社會共識也隨之破裂，民眾轉而擁抱那些承諾簡單解藥的民粹領袖。

 

民主政治認受性根基被侵蝕

 

　　其次，美國民主政治的認受性根基正受侵蝕。李普塞特對「有效性」與「認受性」做了區分，前者指政府績效，後者則是公民內在信念。他警告，一個制度若長期缺乏「認受性」，僅靠短期「政府績效」是難以維持的，這也是當前關乎美國民主制度存亡的一個顯著問題。

 

　　近年美國選舉結果反映出一種傾向，就是選民對「有效性」的追求，超越了對「認受性」的執著。例如在去年總統選舉期間，許多本來支持民主黨的選民不滿時任總統拜登施政混亂，決定把票投給在意識形態上截然不同的特朗普，寄望後者能夠透過「有效」的執政方式，迅速解決非法移民、毒品和失業等問題。

 

　　而特朗普在上台後，更不把公眾對民主制度的「認受性」當回事，動輒採用總統行政令等特殊手段，調動國民軍進駐民主黨州份，或繞過國會對外發動極具爭議的關稅戰等，導致了公眾「認受性」的快速流失。今次地方選舉結果說明，美國公眾現在反過來寄託曼達尼在紐約建立「橋頭堡」，「有效」反制特朗普。

 

　　當民主、共和兩黨支持者皆追求以「有效性」來凌駕「認受性」，實際上就意味著美國民主制度的權威被削弱，權力更迭的遊戲規則被蔑視。換言之，民主運作所需要的寬容、務實與妥協文化喪失，兩黨否定彼此擁有執政的「正當權利」，政治分歧被上升為善與惡、愛國與賣國的身份之戰。

 

　　選舉政治如果不再被視為「解決問題的藝術」，就可能淪為關乎各政治勢力生存的文化戰爭。特朗普和曼達尼的現身，揭示美國政治制度的「內戰」正拉開序幕，民主的可延續性再不是理所當然。